“数学本无性别”

不久前，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Karen Uhlenbeck）获得数学领域大奖阿贝尔奖，以表彰她在现代几何分析领域的成就，成为获此奖项的第一位女性数学家。她的获奖让我想起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拜访的华裔女数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张圣容。乌伦贝克是张圣容最欣赏的女数学家。在她看来，女性与数学之间并无任何自然的障碍，女性成为数学家的困难来自于社会环境。

口述/张圣容 . 主笔/蒲实

美国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

我在西安出生，在那里长到三岁，随父母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台湾，1970年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那一届数学系非常特殊：我们班40个人，有12个女生。往常一届通常只有四五个女生，我们那届女生却特别多，集成了一股互相帮助和砥砺的力量。这群女生后来继续在数学上发展的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有七八个，在学术界发展的有五六个，现在有四个人在美国大学教数学。罕见的人数优势让我们谁都不落单，彼此扶持，走了下来。数学家的成长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需要彼此呼应、一起前进，处于孤立状态是很难的。

在台湾，高中男女分校。我是台北第二高中毕业的，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台大，可以任选专业。那个时候台湾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医学，或者其他热门专业。我决定选数学。一进去发现，像台北一中、台南女中、高雄女中保送进来的，很多女生竟然也不约而同选了数学系。我们那时受到杨振宁的影响很大。杨振宁那时刚拿了诺贝尔奖不久，很有名，他到台湾开暑假数学研究课程。他说，他要是年轻人，就会学数学，“数学呈放射性发展，有很多方向，前途很光明”。我猜我们那时都受到他这个判断的一定影响，很多人都第一志愿进的台大数学系。这是当时的风气，我刚好在这个潮流上。后来到美国做数学研究，验证了杨振宁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上大学时，报纸还有社论说，台湾经济这么困难，台大这么难进，宝贵的社会教育资源应该留给男生，女性未来不会往事业上奋进，实际浪费了资源。我们看了都很气愤。后来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在事业上继续发展，证明了社论是错误的。我们班的金芳蓉，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李文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数论，还有吴徵眉在伊利诺伊香槟大学教数学，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同班女同学现在还有人在台湾淡江大学和马来西亚教数学。我们这个班的女生念纯数学、后来成为数学家的有六个人，还有很多出去做统计、计算机数学，在数学上的基础都很扎实。那时我并不觉得特殊，回头看，才发现那么多女性集中在大学里学习数学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们竟能在同一时间全聚在一起，成为一股力量，现在想起来，觉得是种幸运。

当时台湾经济很差，大学里教员师资并不够。幸运的是，有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决定回台湾教书。他教我们大一的微积分，教得非常好。师资匮乏的条件下，我们用的是最难的一本英文版教科书，连中文教材都没有。从一开始，我们的数学就是用英文来学的。老师布置单数习题，我们几个女孩在一起都是单数偶数全部做。星期六，大家会常在一起学数学：四五个人聚在一个人家里，先各自都做好，然后讨论每一题的难度在哪里、哪一点过不去、有人过得去有人过不去的地方，我们就一起讨论。有这种集体“研讨”，让我们总是非常兴奋，时常彼此大叫着，在黑板上切磋。我们是在这种情绪高昂的状态下打下扎实数学基础的。在我记忆里，数学一直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也是一种集体的娱乐，是一种很热闹的学问和活动。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总是以一种合作与讨论的方式来对待数学——早年的相处经历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上初高中时最享受的就是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做一个解析题目，通过加辅助线，可以解决本来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非常喜欢。可是回过头看，后悔的是物理没学好。那时台湾的教育学数学就是数学，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想我会多学一点物理，让自己知识更广一点。应用数学的问题很多从物理学过来，你需要知道物理现象，知道题目在哪里。我们的教育有一些过于专和尖，太过一心一意。到了美国发现，欧洲来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理解数学问题的角度和视野是非常宽的。

在美国，我每个月大概有两三百美元的奖学金，寄回100美元给妈妈，那在台湾已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对我那一代的台湾年轻女性来说，选择来美国学数学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对于我们来说，来美国不完全是求学和研究，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好选择。在加州伯克利读书时，我才发现到了高等数学这个层次，男性在这边是占主导地位的，女性非常少。人数少的确吃亏，这意味着你失去了自然而然与人交流的机会。男性之间可以自然发展友谊，勾肩搭背一起去喝杯酒，但对女性来说，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件事得首先自己去主动克服，突破那种孤立落单的状态。其实对于数学来说，你和别人聊进去了，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可能刚开始彼此会对性别有所意识，一旦真正谈到数学的骨节问题，性别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就像法庭辩论一样，它是思维的交锋。只是，要能够舒服地开始交流，需要我这方面做出主动努力；只要跨过了那条界线，就不再有任何障碍。越好的数学家性别意识越淡漠，完全是智识的对流，你的唯一挑战是达到足够高的数学水平，完全不是男性女性问题。如果一个数学家真的在意性别，那么数学在他那里可能并不纯粹，我反而会质疑他的数学水平。

我是做数学分析出身的。后来成为我先生的人与我在同一个研究所，他的方向是几何。我们在一起、成为恋人和夫妻的时候并没有交流过数学，直到我们认识十年后，才开始讨论共同的研究兴趣。我们现在做的是几何分析，用分析的方法做几何，多半是他做几何部分，我做分析部分。女性的空间能力天生并不弱于男性，有时观念、环境和培养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能力的认知。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就是几何专家。她的工作都是原创性非常高的工作。对最杰出的数学家来说，应用和发展知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创性才是第一位的。

十年前，我做出了一个四度空间上的单值化定理（Uniformization Theorem），用分析办法来考虑陈省身做的高斯-博内定理。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做这个工作发展出来的整套工具都是新的。我现在正在做的和十年前的这个结果有关。数学上的四度和三度空间需要分类。二度空间分类已有完整的结果，三度空间有庞加莱猜想的证明，现在数学家对四度空间分类感兴趣。我做的是曲率为正情况下的空间分类，也就是保角不变量问题。这个问题我从2000年就开始做，中间去做了一些别的问题。那时工具还不够用，有一些问题做得出来都做出来了，另一些做不出来也就做不出来了，我暂时放下，沉淀了十年。这两年我又回来，一点点突破，重新开始。

女性在诸如数学这样的领域获得成就，环境因素影响很大。我女儿在美国读高中，选择读计算机科学，他们班只有两个女孩选这个方向。班上的男生都是讲男生之间讲的话，她们两个女孩觉得很不适应，过了一阵子，另外一个女孩决定退出。我女儿也想转专业，我们都鼓励她继续下去。很多女孩一开始就生活在一种充满暗示的环境中，比如觉得“科学应该是男生学的，女生来学这个很特别”——从初高中开始就是这样，即使是在美国。在这样的环境中，女性很难想到要往数学这个方向发展。在台湾上大学时，我一直没有产生这种感觉，后来来美国读高等数学才第一次感到有一点落单。但我心里知道，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而是环境问题，是通过我的努力可以克服的困难。

在职业数学家道路上，女性起步的确会有些艰难，我那时也是。刚毕业，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一起。先生的导师对我们很好，给找工作的推荐信上都写明了我们俩是夫妻，结果却是我们俩都找不到工作。40年前，还没有任何大学愿意接受一对夫妻来工作。眼看着我的同学们在2月份都有了工作，我先生到4月才收到莱斯大学的一份工作邀请，我就叫他去，然后我拿到了一个布法罗大学的工作。这样，大学一毕业，我们就一个在美国东岸，一个在美国南边，相隔三千里。到了圣诞节，我从布法罗飞到休斯敦去看他，温度差了100华氏度，布法罗很冷，休斯敦很热。到了休斯敦，那里有个数学系的老教授看到我非常惊讶。他认为，既然我已选择在布法罗工作而没有追随先生到休斯敦，那我们应该事实上已经分手，没想到我们竟然还维持着婚姻关系。莱斯大学一直没有给我任何位置，连访问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追随丈夫。我却根本没有这么想，先生也鼓励我，事业起步还是要工作。分开了好几年后，我们才慢慢把工作找在一起。那段时间的确很挣扎。

我毕业后六年中换了六个工作，都在不同地方。有些地方可以留我两三年，但这已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的问题。有时我迁就先生，有时他迁就我，两人都换来换去，为的是能彼此离得近一些。到了第六年，我们才都在加州安定下来，我也如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了终身教职。这个过程虽然很挣扎，我们的心思却很单纯，从未想过要在大学之外找工作。在今天，我可能会转去读计算机数学，找大学之外、公司里的工作。但那时我们都从台湾来，对美国社会不熟悉，只认定了这一条路，一心一意，不想别的事。我是在拿到终身教职后才生小孩的。那时拿终身教职是按毕业程序来拿，并不难，但现在变得非常难了。

普林斯顿的数学氛围和加州乃至全美的其他很多大学都非常不一样，到现在我都还在调整和适应中。普林斯顿对学生期待非常高，做东西不是从基础开始学，打好基础再慢慢往上走，而是一开始就从最高处入手，中间再做填充。这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被期待得非常高，不行的地方后面慢慢填。填充过程基本全靠自学，老师只点拨引导一点点，最重要的是你得独立，凡事都得自己来。各个大学的教学哲学很不同，像芝加哥大学会给学生打很牢的基础，教材一本接着一本。这里不，一上来就给很深的主题去做，刚开始云里雾里，过一段时间慢慢填全补足，就能一下爬得很高；也有极少数学生填不起来，那就摔下来。普林斯顿的学生压力普遍很大，他们必须自我挑战，必须形成独到的眼光和独立的见解。我们挑选的也是独立性强、有挑战精神的人，因为独立思考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重要。这里的人也都有自我期许极高的共同气质，都有来自于他们内在的非常大的自我压力。加州大学相对比较休闲一点，人生态度也不太一样。

我在普林斯顿的女学生中，有一些很出色的数学家，有的做几何，有的做分析。像现在有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叫王一，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数学，做得很好。还有一位女学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教数学，也很优秀。她们都各有一个小孩。女性数学家有时在人生路上难免都有挣扎。现在博士后就得做很长时间，女性很难拿到终身教职再生小孩，年纪等不到那么大。我的女学生通常进入终身教轨（tenure track）就生小孩，通常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龄，然后再等终身教职。对大学和学术界来说，“终身教职”制度现在变得对女孩子很不利，使得现在的女性做数学反而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这个制度要求你在毕业后五六年之内必须拿到“终身”，否则就一直没有终身职位。而博士生毕业通常二十七八岁，接下来的五六年对女性来说，刚好是考虑婚姻问题、生育小孩的时间。而职业数学家事业起步时，做博士后都是这里一两年、那里一两年，地点换来换去。如果一位女性博士阶段已结婚，那先生还需要和她配合这种漂泊的生活，这对女孩子非常艰难。这套制度当年设置时就没有考虑过女性——当年普林斯顿教授的太太都是跟随先生，做家庭妇女，不在外面做事的。现在时代变了，即使大学雇的是男教授，他也是“双体问题”，还得考虑太太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这套学术制度已有些跟不上社会发展了。

在我的事业和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之间，的确也会产生一些矛盾。我女儿小时候就常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常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对着一块黑板长时间工作和思索。她很难理解这种生活，这也导致了她后来没有选择进入学术界。我儿子读物理和数学，现在在谷歌。我女儿喜欢动手，本科则读了工程，研究生读的材料工程，现在也在加州的谷歌总部作研究。但她常常抱怨，觉得正是因为生长在我们家，才让她变成了一位科学家，否则她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数学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知不觉会用一些数学语言和他们交流。但其实我教得更多的是中文。他们小时候，每周六我带他们去外面学中文，然后回来给他们讲中文。等他们大一些，到了初中（美国孩子到初高中才开始正式念书），我教了一些数学，先生教他们一些物理，并没有特意教。但我们自己教的数学和学校里的数学当然不一样：数学家探讨的是未知的数学，而学校里教的是数学知识。

了解一下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英语：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又名布法罗大学（英语：University at Buffalo，UB）位于美国纽约州西部布法罗市北部，是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学校成立于1846年，1962年并入纽约州立大学系统，1989年受邀加入美国大学协会。布法罗大学位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美国前40名的公立大学 [3]，同时也是纽约州第一大的公立旗舰大学。依卡内基学术基金会分类，学校被归为R1博士研究综合型大学，校友遍及商界，政界和科学界。校友和教职人员中包括一任美国总统，多位太空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艾美奖得主，奥斯卡奖得主和普利策奖得主。

创办之初，学校是一所私立医科学院，通过与附近医院的密切合作，旨在为布法罗和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社区的医生提供培训。学校第一任校长是后来的美国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

• 1891年兼并了尼亚加拉大学的法学院，并于1909年开始在布法罗市区北界修建设施完备的校园（现南校区）。1915年，布法罗大学组建了人文科学学院，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发展为一所拥有多个本科学院及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1962年，学校加入纽约州立大学系统。

• 1964年，获得了布法罗以北阿默斯特镇的大片土地，在这里建立了第二个校区（现北校区），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与研究中心，并将除医学院以外的大多数院系转移至此。

• 1993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第十七届夏季大学生运动会于1993年8月7日-8月18日在布法罗举行。共有来自117个国家，一共5105名运动员参加。主要赛事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举办。中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队获得冠军。游泳名将乐靖宜在女子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中获得两枚金牌。

• 2005年开始UB加紧实施“UB 2020”振兴计划。根据该计划UB将在2020年逐渐扩招40%。但因为前州长下台该计划受阻。

振奋！在这个前沿领域，西工大排名世界第一！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图中显示，微软学术（Microsoft Academic）的群智感知（crowd sensing）科研机构排名中，西北工业大学位列全球第一。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则分列第二、第三名。

再来看一张截屏——

这是西北工业大学在全球率先研发通用的“群智感知操作系统平台”——CrowdOS。该平台支持群智任务敏捷发布、复杂任务高效分配、多粒度隐私保护等核心功能。

目前，基于该平台，西工大已与西安市相关部门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应用探索。以期能大规模提高城市和社会治理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人工维护成本。

“群智感知”是什么？

你一定好奇，这个神秘的“群智感知”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比如——

如何了解城市交通路网的畅通和拥堵情况，并对车流和人群进行引导？

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获知遍布城市的公共设施出现了损坏？

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该如何取证？

城市的空气、水体等的检测如何能更有效？

城市中某一地区的消费者是否更偏爱某些特定的产品？

……

这些与我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群智感知”技术来有效解决。

如何“感知”一座城市？

就像人需要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来感知周边环境一样，城市管理者也需要通过各种工具或终端，来感知城市安全、交通、环境等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城市安全，开展城市管理。

（拍摄：卢迪）

城市感知任务具有范围广、规模大、任务重等特点。而目前我们的城市感知系统还主要依赖于安装在城市各处的专业传感设施，如摄像头、空气检测装置等，覆盖范围受限，投资和维护成本高，这些都导致“智能感知”效果不佳。

（图书馆天空 拍摄：谭云舸）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需求，以及对精准化商业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城市感知系统，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於志文教授说，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科学的突飞猛进，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群智感知计算逐渐成为计算机学科一个新兴研究热点。

群智感知，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前沿研究方向，它利用大量普通用户使用的移动设备作为基本感知单元，通过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协作，实现感知任务分发与感知数据收集利用，最终完成大规模、复杂的城市与社会感知任务。

“第一”为什么是西工大？

2013年以来，我国多个重点科研计划对群智感知研究进行了重点支持。《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将智能感知、群体智能列为重点发展方向。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在群智感知领域探索的高校之一，2013年，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於志文教授便带领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等的支持下，开始了群智感知领域的探索。

（2019年9月，团队成员於志文（右三）教授、郭斌（左三）教授和同学们在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普适计算顶级会议UbiComp）

当时，世界上许多高校、科研单位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了群智感知领域的研究。经过近7年的不懈探索，凭借着团队的力量，西工大在群智感知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基础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不仅如此，团队还在基础理论之上研发出了一套CrowdOS系统平台。

这套系统软件是完全公开、公益的。现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只要登录www.crowdos.cn 就能下载CrowdOS，不但如此，这个平台还和安卓系统一样是开放性的，科学家或开发者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进行修改和二次开发。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全球群智感知研究和应用的不断进步。”西工大计算机学院教授郭斌说。

从基础理论到技术方法，再到系统平台，西北工业大学在群智感知领域形成了“全链条式”的研发。并通过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在公共安全、城市精准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应用示范。

不仅如此，在微软学术群智感知全球学者的研究论文综合排名中，郭斌教授也名列全球第一。

“我们的特点就是坚持团队合作、扎扎实实，把群智感知中涉及的关键难题一一破解。”西工大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王亮说。

在““三实一新”校风的引领下，在”“创新、坚持、专注、卓越”团队文化的凝聚之下，西工大群智感知团队用扎实、创新的研究成果，迎来了全世界同行的认可和尊重。

这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团队

下一步，团队将进一步利用城市里无所不在的人力、能源、信号等资源，探索人、机、物融合环境下的新型群智感知技术。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宇宙在重启，我们直播新媒体！

今天也是第二十个记者节，

在这样一个不放假的节日，

也祝愿包括小编在内的所有记者们，

记者，记着。

记着初心使命，记着责任担当，

记着保重身体，记着快乐工作！

最后

感谢所有陪伴我们每一个日日夜夜的你！

感谢你所有的关注、留言、点赞，

希望我们绞尽脑汁的执着、情深且长的文章，

曾有那么一个瞬间，点亮你心中的光！

版权所有

文案｜赵珍

图片｜受访者供图

编辑｜王翠萍

审核｜付怡

责编 | 雷军 刘建平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布法罗大学是几流大学-布法罗大学校友和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